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

[15]当然，贺麟在4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留在了大陆。[35]艾、毛理解的哲学不同于贺麟理解的哲学，既然党派世界观就是哲学，那么哲学研究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环，政治主张中就有哲学。

所以他在立场上，唯物观点上，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6]旧版一经贯之地以批判为基调，首尾一贯。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总体评论也保留下来：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缺点是忽略个性，忽略人格，将人与人的判别全部抹煞。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对他表示亲切。冯友兰对此体会甚深：在解放后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是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在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中，他首先肯定学术独立：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没有看到知识的感性和实践的基础。[18] 霍生玉：《韩愈注释过〈荀子〉吗——唐代杨倞〈荀子注〉中韩侍郎考》，《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25页。

《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9–71页。《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页。[43]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另一方面纠之以孟，因为关于后现代性的纠正、修复现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传统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良药。

这里尤其需要警惕学界存在的某种否定文明进步的复古主义倾向。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但荀学却仍以隐蔽的形式发挥着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这就是专制权力的阳儒阴法政治路线。梁启超也说：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11]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41] 黄玉顺：《哲学断想：生活儒学信札》，第257页。

此外，这里还涉及中西融通的问题。清代皇家倡导的程朱理学的孟学也是被诠释的孟子、被利用的孟子，因为孟子本人其实最少专制主义色彩，反倒极具批判权力的倾向。实际情况如徐复观所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⑤]。[25] 入清以后，乾嘉学派公然复兴荀学，其中仅学术名家就有卢文弨、谢墉、钱大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进而至于近代俞樾、王先谦、孙诒让等。

[53] 他简单地将荀子归于西学，而将孟子归于传统，这是可以商榷的。[46] 梁涛：《孟荀之间》，《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25日。

我所采取的方法类似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45]，即严格区分孟荀思想中的针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层面和超越历史的层面。然而明清之际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荀学逐渐复兴，而孟学仍保持其固有之势。

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名义上，荀学衰落了。2、孟荀思想的时代性损益 对孟荀思想的损益，更重要的维度是时代性：损益的价值标准无疑应当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价值，否则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31] 朱维铮：《神州长夜谁之咎——析夏曾佑与宋恕的通信》，见《音调未定的传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8页。《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专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注释： [①] 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97–103页。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

荀学近代复兴的进一步表现是晚清学界出现的今文经学派（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排荀与古文经学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争。[44] 事实上，中国正义论可以说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种实际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于儒家的正义理论体系之中。

因此，荀学只能后台操作。[3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纵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21]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23页。

[14]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47] 二是刘悦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以经过重新诠释的心统情性来发展李泽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补之说。[38] 李泽厚：《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第58–62页。同时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尊荀运动。

荀学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一种融合，诚如梁启超所说：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⑧] 这类说法固然没错，但都只是表面的观察。

（1）损：对孟荀思想中非现代性因素的摒弃。《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第73–81页。

盖两汉学术……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中国正义论[42]。

我本人更赞同王夫之的人性观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发展着的。[24] [日本]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10年。然而韩愈正是宋明理学扬孟抑荀的先驱，认为对于儒家道统，荀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予以贬抑。[13] 参见常大群：《荀子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枣庄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88–92页。

何以如此？学者往往归因于秦火之后的儒家文献传承关系。荀子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形态转换的趋势，该趋势在思想上的体现即是法家思想。

[③]孔孟之道出自元末明初的小说《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514页。实际上，汉代皇朝的尊儒政策并非始于董仲舒，而是一个集体思想转变的过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22]。

后者乃是一套儒学原理，例如中国正义论，既可演绎出前现代的制度建构，也可演绎出现代性的制度建构，这体现为中国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⑩]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